对于刘綎的这个看法，沐昌祚和张元勋还是同意的，因为乌江关虽然是关，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渡口，现在杨应龙在此地屯驻重兵，官军要想从此处渡过乌江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从这里到播州是最近的，破乌江关之后，距离播州只有的不到二百里了。
要调动杨贼的军队走，一方面要给杨应龙以官军不打算从乌江关破口的错觉，另外一个方面就要在其他方向给杨应龙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得杨应龙不得不将原本驻守在此处的军队调走。
最好的办法就是就是从北面给杨应龙以强大的压力，迫使杨应龙将兵力抽调开来。经过沐昌祚和张元勋等人的商量之后，决定在西、北两个方向给杨应龙施加强大的压力。
沐昌祚给统帅川兵和石柱土司兵的四川总兵马孔英下达命令，直取桑木关、娄山关，不惜一切代价强攻娄山关，同时命令贵州总兵张元勋统帅从永宁方向来的四川援军和滇军、贵州本地官军，从永宁攻取河渡关，渡过赤水河，威胁乌江关的后方。
而原本驻扎在乌江南岸的刘綎部兵力则比之前减少了，沐昌祚只给他三千精锐和从缅甸调来增援的五千精锐，这五千人都是刘綎在缅甸用惯了的老人，指挥起来更加方便。
沐昌祚当然也是有私心的，他很清楚，刘綎必须要打一个翻身仗才行，否则的话，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所以沐昌祚决定帮刘綎一把，给他这个立下大功的机会，各路官军配合刘綎，将乌江关的兵力调开，给刘綎创造机会。
沐昌祚的命令之下，各路官军开始行动起来了，首先就是重庆方向的官军，尤其是石柱土司兵，在四川总兵马孔英的指挥下，官军和石柱土司兵行动迅速，破桑木关，直逼娄山关。
张元勋而指挥永宁方向的官军会同赤水卫等部官军准备渡过赤水河，夺取河渡关，从西面包抄乌江关，这使得杨应龙不得不考虑调兵增援其他方向了，尤其是现在刘綎所部不到八千，再重兵屯驻乌江关，意义不大，杨应龙认为，刘綎不过是手下败将罢了，就凭刘綎麾下的八千人，即便是渡过了乌江，也没有什么大事，反倒是娄山关，现在情况危急，必须要派兵增援。
所以杨应龙将麾下的主力苗兵调往娄山关，抵御从重庆方向来的官军和石柱土司兵。
而在京师，虽然朱载坖尚不清楚贵州前线的具体情况，但是朱载坖并不认为杨应龙能够翻起什么大浪，不过朱载坖现在要思考的主要是贵州怎样进行改土归流，现在贵州的土司，主要是播州杨氏、水东宋氏、水西安氏还有南部的所谓八番地区，对于朱载坖来说，此战之后，播州杨氏自然是要被铲除的，但是对于贵州的其他土司，是否也要进行改土归流，朝廷的意见并不统一。
大部分的朝臣认为仅仅将杨氏的播州予以改土归流就行了，不必大动干戈，毕竟朝廷剿除了杨应龙之后，就要恢复贵州的秩序，要是在这个时候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再度激起土司的反抗的话，对于朝廷来说战事迁延，所需要的钱粮开支太大了。
还有一部分的官员们认为，川、黔、滇三省相邻，这里也是土司聚集的地方，对于朝廷来说，现在主要的应对办法就是以夷制夷，用土司对付土司，如果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的话，可能会激起土司大规模的反抗，这对于朝廷在西南的统治是不利的。
兵部尚书汪道昆都上疏称：“滇与蜀、黔壤地相错,故三省之贼纠结披猖，不讨蜀、黔之贼,则滇不得安，滇不得安，则缅亦不得安，故不可轻动，只剿杨贼，安抚水西、水东，徐徐图之。”
这个问题确实是朱载坖要考虑的问题，现在朝廷在西南的兵力还不够充足，而且这些土司之间，互相勾连很深，朝廷要是盲目推行改土归流的话，可能激起更大规模的土司反抗，尤其是水西安氏和四川的永宁土司，他们之间的勾连就非常之深，一旦闹起事来的话，就是川、滇、黔三省不安宁了，朝廷现在还要安定缅甸，不能再使得西南出现动乱了。
张居正也上疏认为，处理这些土司，不能一蹴而就，要徐徐图之，改土归流也不是一时一地就可以立即办成的，对于这些土司，要根据这些土司的实际情况再予以区处，朝廷不可能长期在贵州保持重兵，所以不能够再大动干戈。
内阁提出了一整套的解决办法，对于贵州的土司，要分门别类的予以处理，直接反叛的杨氏，肯定是要予以彻底剿除，但是对于贵州的其他土司，则要区分情况予以处置，内阁建议，对于水西土司要予以惩罚，因为他们在播州之乱中首鼠两端，肯定是要削弱他们的力量，但是对于石柱土司，要予以奖励，以表彰他们协助朝廷的平定叛乱的功绩。
内阁的意见就是在尽可能的稳定的情况下，推动改土归流的进展，朝廷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来推动改土归流，还要通过文教等一系列手段以保证朝廷在西南的统治稳定和改土归流的顺利推行。
内阁认为，推动改土归流不一定要采取军事手段，可以效仿两汉对于诸侯王的处理办法，徐徐图之，张居正在奏疏中称：“授之官以鼓向上之心，分其土以散连衡之势，近年土官孙盛，间有叛逆之心，今欲仿古制分封子弟，使其削弱。”
也就是对于大土司予以削弱，同时对于中小土司予以拉拢的办法，先将这些力量强大、很有可能反叛的土司予以分割，消弭他们作乱的可能性，内阁将这个方案称之为分土世官，实际上就是前汉众建诸侯以寡其力的办法，朱载坖认为这个办法确实是有可行之处，命令内阁和有关部院商量之后予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