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日,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和汗水的味道。
齐振国站在尚未完全干燥的水泥站台上,手里攥着一份电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电报是铁道部凌晨发来的,只有短短一行字:“今日通车,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他抬头望向铁轨尽头,那里挤满了人——农民、工人、学生,甚至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兵,他们手里攥着鞭炮,眼睛里闪烁着某种齐振国熟悉又陌生的光芒。那是期待,是狂热,是一种近乎信仰的期盼。
“齐总工!”王铁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安全帽歪戴着,脸上沾满机油,“最后一组道岔调试完了,但……”他压低声音,“三号桥的沉降数据还是不太稳。”
齐振国没说话,只是把电报塞进口袋,大步走向站台边缘。远处,长江的水流湍急,而那座刚刚竣工的钢桁桥——成渝铁路最关键的工程之一——正静静地横跨在江面上。
“走,去看看。”
三小时前
桥面上,十几个工人正跪在铁轨旁,用水平仪反复测量轨距。齐振国蹲下身,手指抚过钢轨接缝处的螺栓,触感冰凉而坚硬。
“沉降了多少?”
“两毫米。”技术员小李递过记录本,“昨晚暴雨,桥墩下的泥土有点松动。”
两毫米。在普通铁路上,这甚至算不上误差。但今天是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全中国都在看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铁路,从重庆到成都,505公里,十万军民奋战两年,死了三十七个人。
它不能出任何问题。
“加固。”齐振国站起身,“用备用枕木垫高,再打两组钢楔。”
“可时间……”
“来得及。”
两小时前
菜园坝站台的广播里,女播音员的声音激动得发颤:“同志们!成渝铁路通车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中国人民的铁路,是工人阶级的铁路!”
人群爆发出欢呼。鞭炮声零星响起,红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齐振国站在机车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铜制道钉——父亲齐远山留下的,上面刻着“铁路可以弯,脊梁不能断”。
“齐总工!”林秀兰挤过人群,白大褂上沾着血迹——她刚处理完一个被鞭炮炸伤的孩子。她塞给他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包子,“你从昨晚就没吃东西。”
他咬了一口,是白菜馅的,几乎没有油水。林秀兰看着他,忽然低声说:“你怕吗?”
齐振国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
“怕。”他最终承认,“怕桥塌了,怕火车出轨,怕十万人的努力成了笑话。”
林秀兰轻轻握住他的手。她的手上有消毒水的气味,也有血的铁锈味。
“不会的。”她说,“因为是你修的。”
一小时前
“东风型”蒸汽机车缓缓驶入站台,车头悬挂着巨大的**像和五星红旗。驾驶室里,司机老刘——一个参加过抗战的退伍兵——探出身子,朝齐振国敬了个礼。
“齐总工,咱们的铁路,稳不稳?”
齐振国没回答,只是拍了拍机车的铁皮外壳,像在安抚一匹烈马。
“按规程开。”他说,“别超速,过桥时降到二十公里。”
老刘咧嘴一笑:“放心,我拿命担保。”
三十分钟前
站台上,军乐队的演奏震耳欲聋。铁道部部长走到话筒前,声音洪亮:“同志们!成渝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交通!”
掌声雷动。齐振国站在人群边缘,目光却死死盯着远处的三号桥。
“齐总工!”小李狂奔过来,脸色惨白,“桥……桥的监测仪又跳了!”
齐振国的血液瞬间凝固。
“多少?”
“三毫米……不,四毫米!”
四毫米。已经超出安全范围了。
十分钟前
齐振国站在桥头,脚下是奔腾的长江。他弯腰检查加固的钢楔,发现其中一根已经松动了。
“再打一组!”他吼道。
工人们手忙脚乱地抡起大锤,可时间已经不够了。远处,汽笛声响起——列车即将发车。
王铁柱满头大汗:“老齐,要不要……延迟通车?”
延迟?在今天?在几万人面前?在全世界等着看新中国笑话的时候?
齐振国闭上眼睛。他想起父亲在奉海铁路上的选择,想起朝鲜战场上那座用枕木搭成的浮桥。
“不。”他睁开眼,“按计划发车。”
现在
“东风型”机车的汽笛长鸣,车轮缓缓转动。站台上的人群沸腾了,鞭炮声震天响,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
齐振国站在桥的另一端,手里攥着监测仪。数据仍在跳动——3.5毫米、3.8毫米、4.1毫米……
列车驶上桥面时,钢轨发出细微的呻吟。
“再慢点……”齐振国低声说,仿佛司机能听见。
车轮碾过接缝处,车身轻微晃动。监测仪的指针剧烈颤抖——4.5毫米。
齐振国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然后,列车安全驶过了桥。
监测仪的指针缓缓回落。
通车仪式结束后
夜幕降临,菜园坝站台终于安静下来。齐振国独自坐在铁轨旁,手里是一瓶老白干。
林秀兰找到他时,他已经喝掉了半瓶。
“今天成功了。”她坐到他身边。
“差点失败。”他盯着铁轨,“如果桥塌了……”
“可它没塌。”
齐振国沉默了很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制道钉,轻轻按在铁轨上。
“我爸说过,铁路可以弯,脊梁不能断。”他笑了,笑容疲惫却释然,“今天,咱们的脊梁没断。”
远处,最后一串鞭炮在夜空中炸响,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