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宋：顶级权谋对决【北宋篇】 第110章 一场群英荟萃的研讨会：王安石到底该怎么做？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仍然是11世纪里最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那么在那个九百多年前大宋，问题到底出在哪？王安石到底该怎么变法才能成功呢？

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深刻了，请允许我谦恭地把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家们都请出来，和王安石先生开个茶话会，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启发。

今天到场的有名臣商鞅、张居正，还有一个亲自操刀变法的雍正皇帝，咱们就先请改革家的先师商鞅先生讲讲搞改革的感言，请大家鼓掌。

一脸肃穆的商鞅清了清嗓子：“刚刚开会之前啊，我们就在一起讨论了王安石的变法，一致认为，失败的原因就两个字——‘监督’。

制度是好的，一腔热忱的王安石初衷也是好的，但是一场缺少监督的变法就是镜花水月。不要指望官员都心怀天下、清心寡欲，后世有句话说得好‘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是你王安石’。人性是贪婪的，为了丁点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就会偷偷在你的国家机器上左挖一个螺丝、右卸一个轴承，一点点地掏空所有零件，最终会让这台巨大的机器停工运转。

以我的经验看来，要想做好监督，首先得有——‘人手’！你一定要寻找到一个自觉帮你监督的利益集团。

想当年，我变法时面临的形势那是非常之严峻，一方面是秦国的贵族占据了大量的爵位和土地，导致底层人民失去了上升的空间和动力，一方面是百姓户籍的七零八落，政府向他们征收赋税徭役的时候，经常连人影子都找不到。

指望单枪匹马去挑战整个世界是不行的，那我就要想办法把群众和朝廷做好利益绑定，把资源从大贵族大地主手里拿回来。

我分了三步，实现了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一步是开放阡陌，鼓励种田。谁要是种田种得好，谁就能获得免税免徭役的资格、甚至能获得爵位。

一时间全国都掀起了种地的浪潮，为了申报种地数量和产量，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老实填报了自己的户籍人口，从而让政府彻底控制住了他们。

第二步就是军功授爵，打破阶层固化。建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让人才充分流动起来，让寒门也可以出贵子，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人生逆袭机会。

我告诉士兵：想改变命运，想加官晋爵，想光耀家族，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一条——打仗，多砍敌人的头。在秦**队中，敌军的人头就是硬通货，人头可以抵罪，人头可以抵徭役，人头可以换爵位，爵位就是‘身份 利益 权力’的综合载体。

十年后，当凭借军功、缴粮上台的新贵族站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和霸占大量国家资源的老贵族产生了矛盾，要从老贵族手里抢夺更多的利益的时候，我知道，那股支持变法的监督势力终于培育成了，我有‘人手’可用了。

于是在朝堂上，我宣布了变法的第三步，废除老贵族所有的特权，将他们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把他们和新贵族平等对待。以前，老贵族们都对变法无动于衷，以为不关自己事情，直到此时他们才明白，变法最后开刀的就是他们。

以往趾高气扬的老贵族们接二连三来到我的府邸，低三下四恳求高抬贵手，哼，我要的是他们的臣服吗，不是，是整个老派贵族势力的土崩瓦解，暴力之下，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极少数敢于叫板的，立马被朝廷打得灰飞烟灭——在此期间，新贵族成了我最忠实的监督工具，他们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老贵族，让这些人没有机会去瞒报土地和资产；就这样，大量的资源被拿了回来，用于重新去分配。

至此，整个秦国、全体秦国人都成了秦王的工具。我告诉秦王，要想踏踏实实坐稳王位，要想征服天下，就必须狠狠地压死国民，用严刑峻法慑服他们，用愚民政策控制他们，用繁重的赋税让他们困苦。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活在烂泥窝里，淹不死也爬不起，他们要想努力地活下去，就只能踏踏实实跟着秦王走，跟着在战争中玩命。

这就是我的变法，充满了欺诈、胁迫与暴力，过程不是很美，但是它成功了。”

哎呀呀，好！商君说得太棒了，感谢商君的分享，现在请王安石发表一下听后感吧。

王安石叹了口气：“听了商君的话，我觉得变法就是一场战争，就得把自己阵营里的人搞得尽可能多多的，把对方阵营里的人尽量搞得少少的。自己是个小白，很多事情一开始就错了。

在整场熙宁变法中，一直是条例司在自说自话、独自应战。我们明明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不光始终没有得到来自基层的响应，居然还有群众经常来上访反对变法，到最后搞得民不聊生，负担还压在了百姓身上。

如果让我重来，我会用科举多多选拔底层士大夫，会多多选拔军事新贵，也会用考成法多多提拔中下级官员，以培养出我的一支监督官员的队伍。

另外，我会用免役法多为农民争取佣金，也会在改革中多分割大地主的土地流转给无田户，以此广泛发动起群众的力量，实现变法过程中的群众监督。”

嗯嗯，王相公，你刚刚的总结真的很好，已经领悟出来了改革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就是要统一战线争取人手搞监督的至理，而这也恰恰是你所主持的那场变法的软肋。

下面，再请明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先生发言。

张居正跷着二郎腿微微一笑：“我们的改革在王相公后面，所以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简单’，有便于去监督执行的法令。

如果啥都想改，什么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方方面面一大堆，那就会让执行过程变得非常烦琐，监督上也会变得非常困难，下面趁乱打劫的人就多，你本来想去造福百姓的改革，到了最后就成了祸害老百姓。

我变法的前夕，明朝面临着政治**、税赋混乱、财政破产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为此，我简单明了地实施了三点改革，第一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计亩征银，相当于宋朝的方田均税法，这样就让大地主大官僚缴纳了更多的税赋。

第二就是推行一条鞭法，以银代税、以银代役，让官员克扣贪污的**无处遁形，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第三是实施深入细致的考成法，以此监督敦促官员提高办事效率。

这三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政策实施的闭环。”

王安石若有所思：“是的，我的变法太多了，多到了让人无法监督执行的地步。如果有机会重来，我只会选择其中可行性较高的部分施行，比如先选择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三个就很好，等十几二十年后出现效果了，再考虑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改革。

还有，张相公你的考成法很好，给了我不少关于巡视和监督方面的改革灵感。谢谢，受教了。”

王安石先生的思考很棒，毕竟人力、精力有限，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啊。现在，让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变法的雍正皇帝讲话。

雍正正襟危坐，冷峻的脸上流露出些许不屑：“你们宋朝的手段太软了，贪官污吏不杀、忤逆犯上不杀、阻挠变法的居然也不杀。

这样的话，就一定有人会搞政治投机，会不惜被贬官、罢官也要反对变法，因为这样就能攀附上旧党的大官，就一定能卷土重来。你们宋朝当时孙觉、李察、刘挚等被贬走的120多人，不都后来在司马光恢复旧法时又被重新重用了吗。

因此，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能——‘震慑’，让人对监督行为和监督结果都望而生畏，让想反对变法的人都给我闭嘴。

我们清朝当时的情况是，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以往按照人头征收丁税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力负担，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为此我直接用一招就破了局，那就是摊丁入亩，改人头税为土地税，一下子就把富人的钱给挤出来了。

而我减小变法阻力的办法就一个，那就是一个字‘杀’，再不服那就抄家灭族。我是出了名的抄家皇帝，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慑服。”

王安石貌似被惊呆住了，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宋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你也给我了我一些启发，变法中我应该更强硬一点。”

诸位成功的改革家们，你们都根据当时的现实环境拿出了最适宜的变法方案，顶住压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改革不易，向您们致敬。

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家也都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超越时代的思维高度，看到了所处时代的弊端，拿出了能济世救国的良方，可惜大多数都失败了，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孤独落寞的身影。除掉反对派的因素，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过于急切、过于理想化，结果就是“连有效监督都做不到”，这也就是改革大师富弼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成功的改革，都是在有效监督下一点点试探性前进的改革，像是一场在沼泽地里摸索前行的探险之旅。成功的改革家，也都不会奢求一次性的就把世界改造成自己理想的样子，而是一点点的感受现实的特点，一次次的试探各方的态度，政策也是一个个的慢慢来，在缜密的监督下平心静气地做一个成一个，在座的商鞅、张居正、雍正变法，还有国外雅典的梭伦改革、欧洲的宗教改革、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莫不是这样。

设计得再天花乱坠的改革，一旦脱离监督，就谈不上是一场好的改革。

王安石先生，我想说，其实您也不用太难过，熙宁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王安石思想”绝对可以用天才来形容，只不过您早生了九百年。整个古代都没有工业化时代的信息快速直达，就没有办法实现全线的监督，就会有人钻青苗法的信贷漏洞；没有信息化的价格指数，那么市易法就失去了衡量买卖的监督标准。

您的很多项变法，在改革伊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在几百年后，天才的“熙宁变法”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成功实践。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农产品大量过剩、价格暴跌，造成了工人大面积失业，整个国家一片萧条。

为了应对困境，美国推行了着名的罗斯福新政，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一方面实施非常低息的农业贷款，把农民拉出了破产深渊的边缘，一方面政府出面收购过剩的农产品，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这样不仅解决了农民生存问题，还稳定了粮食价格。这样的新政，奠定了解决大萧条的市场基础。

在美国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门口，失业的人们排着长队领取食物和生活用品，脸上的愁容慢慢舒展。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实施，让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这些政策似曾相识？没错，它来自王安石变法的设想，华莱士对此直言不讳。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在19世纪末由传教士传到美国，引起了高度关注，华莱士研究之后深受启发，他表示新政农贷法正是脱胎于王安石的青苗法。

王安石先生，您绝对想不到，您的变法新政在900年后解救了饥饿的美国人民。这场变法超越时空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来自宋朝士大夫的改革设想，最终成为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好，讨论结束了，谢谢各位的分享和感悟。谢谢，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