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077章 手握大军八十五万

这年二月大事连连，先是月中惊闻丢了西宁城，接下去没多久，朝廷不仅没有对事涉西宁的三边总督做出什么指示，只是斥责他行事拖沓，让他早些调集军、粮等物资好收复失地，然后反倒十分突然的设立了七镇经略，由高务实以原官兼任，并重新加了都察院衔。

高务实现在的职务全称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经略蓟辽四镇及宣大三镇等处边务兼理粮饷”。除此之外，朱翊钧还顺便把他的文散官官阶从嘉议大夫升至通议大夫，理由是京营改制顺利的加赏。余官并如故——余官就是宫保之类的虚衔。

这道旨意能被顺利通过，就已经让外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公开讨论，怀疑内阁和六科都疯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有明一代巡抚、总督、经略等职务的设置演变有关。

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不赘言，主要只说这个“经略”。

曰：“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然而这里显然错了，因为从中的资料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之类的意思来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涌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

也有后期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这里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就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可以在朝廷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当然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都常常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记载，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这里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综上所述，以高务实的身份地位和过往事功而言，他做个“经略”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就连他一人兼管大明的最强七镇，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高务实自己之前所惊讶的：他没有卸任戎政侍郎，实际上是以戎政侍郎兼任了七镇经略。

这个性质就大不相同了。

众所周知，戎政侍郎虽说名义上只是京营的“二把手”，但由于大明文贵武贱已久，“总督京营戎政”和“协理京营戎政”其实早就出现了高低错位甚至上下倒悬的状态——你让彰武伯杨炳在高务实主持京营会议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总督”，对高务实颐指气使试试看？他怕是要吓尿。

所以协理京营戎政早就是实际上的京营“一把手”了。而且那还是以前，经过高务实去年的一番骚操作，京营分成了禁卫军和生产建设兵团，此二者都直接听命于“协理京营戎政”——即高务实本人。

而这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作战，只负责后勤、装备等事务。于是负责作战的禁卫军变得有且仅有唯一一个顶头上司，也就是戎政侍郎。

换句话说，现在哪怕是皇帝要调动禁卫军，理论上来说都必须通过高务实这个戎政侍郎。

本来这个制度的设立，是因为当时高务实要确保禁卫军不会也被当成过去的京营一样，被朝廷各部呼来喝去瞎使唤，做些扫洒大街、疏通下水道之类的事情而耽误了练兵，但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情况，即戎政侍郎正儿八经地拥有了禁卫军的控制权。

这个局面，相当于戎政侍郎和禁卫军司令之间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总督与总兵的关系，也就是文官控制武将，文官实际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