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 第109章 皇帝不担心

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

嘉靖初年，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文、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是边臣首功，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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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那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的各种功劳，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晚辈不够了。

所以这个“文臣荫武”的趋势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赏，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

而说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文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却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条是，大明的文臣还没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说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便可以论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

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

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如戚继光也是这种出身，而如刘显这般靠着一刀一枪打出来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而文臣子弟一但荫入锦衣卫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锦衣卫武职人员结构。

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文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做派和社会交际网，同时通过婚姻、职务关系等，又不断渐染武士之风，成为沟通缙绅与武职两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