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魔笔记中不许夹带情书 第3章 19世纪末的义和团与红灯照

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教门的混合组织。由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干力量。

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同年春，山东清平县（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九月，义和拳在平原森罗殿战斗中自称义和团。

山东巡抚毓贤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各种名目的民间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

各地团民多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

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各团以老师、团首、大师兄、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

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冀中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旋被清军镇压。

来历考证：

根据《冠县县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国的一个郎姓神父，到冠县的梨园屯传教，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吸引了不少教众。

梨园屯地处直隶与山东的交界处，民风彪悍管理混乱。这个郎神父拆毁玉皇庙改建教堂，引发了村民聚集反抗，最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的时候，梨园屯村有个教民分地的时候，分到了三亩玉皇庙的地皮。光绪年间这个教民不知道怎么想的，转手把这三亩地送给了传教士梁司铎。

这个传教士梁司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竟然仗着这三亩地在手，直接拆了玉皇庙改建十几间教堂。

玉皇大帝作为我国民间信仰的至高神之一（实际存疑），别说晚清那会儿，就是现在也农村也会引发不小的争议。

当地村民为了表达不满，推举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德胜联合具名上告，要求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

晚清时期的地方朝廷，对洋人的畏惧几乎不亚于害怕上级，村民们告状，哪里能得到公平处理？

王世昌、阎德胜一路上告到府、道、院，结果不但没能要回来玉皇庙，还把地皮全给弄丢了。

当地人见告状这条路走不通，一怒之下，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個人聚集在一起，号称“十八魁”，带领当地乡民强行拆毁了教堂。

光搞破坏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神父又拆掉了玉皇庙，重建教堂，乡民不服，再次打官司要求拆除。

此后的几十年间，这块地皮上到底是建玉皇庙还是建教堂，成了当地官府头疼不已的问题。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天，当地团练组织梅花拳队，在与传教士谈判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教士一方关门之后，试图用火枪击退梅花拳队众人。梅花拳队众人被枪打之后，用扔石块和火把向传教士还击。

双方武器装备差距这么大，冲突的结果可想而知。

**无能的清廷官府不管，梅花拳队一怒之下请道士魏合意到玉皇庙主持大局，并且把民团的器械都搬到了玉皇庙，跟教士教民展开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出现了多人死伤。

官府收到消息之后，不但派兵弹压了梅花拳队一方，还把玉皇庙又断给了传教士。

这种明显偏袒洋人的做法，肯定不能服众。

附近各个地方的民团、拳民纷纷声援梅花拳队，并推举直隶威县沙柳寨拳民赵洛珠（又名赵三多）为首，四处袭击教堂，杀害教民。

地方官为了不让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召集各地民团，劝令他们解散民团拳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梅花拳队为了避讳官府，把民团和拳队合二为一改名为“义和团”。

另附澎湃新闻版义和团介绍——

义和团运动一直被解读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但从结果来看，义和团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朝廷中的顽固派挟义和团抵制洋人，利用民粹巩固自身权力，终造成了百年以来最大的外交灾难。

虽然义和团运动有其正义性，但光凭这点“道义”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义和团运动最终在顽固派的有意纵容下演变为了一场屠杀异己的狂欢。

整个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屈指可数，但却有大量教民、学生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就连顽固派大臣徐桐也被义和团抄家，徐桐跪拜求饶，才逃过一劫。

义和团运动对于国人的伤害远大于洋人，义和团之后，清廷威严扫地，地方拥兵自重，革命风起云涌，大清王朝的统治就此走向尽头。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在实践中，义和团对于国人的杀伤远大于洋人，义和团当时把国人进行划分，其中从二毛子到十毛子不等，二毛子是指信奉基督教的教民，三毛子是是通洋语，着洋装，买洋货之人，至此到十毛子为止，基本上单但凡和洋子沾边的，都在义和团的处决之列。

《拳事杂记》记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