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幸福在人间——论卜伽丘的巨著《十日谈》

一

曲折前进的历史，每逢来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生产力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解放的时期，往往同时也就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新的突破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它在西欧各国形成了文学艺术相继繁荣的局面，以至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文艺**。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象——卜伽丘（1313--1375）和他的诗友彼特拉克（1304--1374）。当时正是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疏稀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卜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谈》（约1350--1353）。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这两位有代表性的巨匠，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就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谈》所表现的战斗性显然强烈得多。

就拿一种人物的形象作个对比。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个劳伦斯神父，他让人感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长者，有智慧、有学问，更难得的是他对于一对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至终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回头再看看出现在卜伽丘笔下的神父都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和劳伦斯是同行兄弟，同时代（中世纪），加上同民族（意大利），却一个个都阴险狡猾，是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只能成为被讥嘲、唾骂的对象。

再说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它已经失去了圣洁的光辉，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在好几个莎士比亚喜剧中它成为逗人的笑料，只因为它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

在两个半世纪前，却是另一番光景。对于卜伽丘，这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运笔如刀，在整个作品中，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这决不是小题大做，卜伽丘也并不是着了魔的骑土堂吉诃德，错把风车当作了妖魔。蛊惑人心的禁欲主义以它固有的荒谬、虚伪、违反人道的面目出现在《十日谈》中，有时候使人不禁失笑，更多的时候，激起人们的愤怒、憎恨！这些对比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产生《十日谈》的时代特点。它的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实则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夺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阵地而发动的一场进攻战。对莎士比亚说来，是歌颂、是巩固、是捍卫的问题，他的艺术激情主要表现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于卜伽丘，他的任务是挑战、是呐减、是摧坚、是冲锋陷阵，在艺术手法上则是一种探索，怎样适用通俗的文艺形式来更好地担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不容怀疑地统治了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卜伽丘也的确自觉地意识到，紧握在他手里的羽毛管笔，就是一种得力的斗争工具，意识到《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故事集还不曾写满三分之一，就招来了反动派那边的诱劝、威胁、辱骂，他们不断地向作者围攻，要他把笔搁下来。“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叙述过程，在故事中间插进了一段表白——十分有趣的是，这位文化战士用对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国的贾宝玉）来表达他反叛封建势力的决心：“我天生是个多情种子、护花使者，从我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儿心灵献给你们”，“我现在这份意志就格外坚决了”。紧接着这一表白，他写出了全书思想境界最高的一个爱情故事：“绮思梦达殉情记”（第四天故事第一）。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DeSanctis,1817－1883）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DivineComedy）并列，称之为《人曲》(HumanComedy)。人间百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进入了作者的创作视野：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等不同身分，各各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在作品中反映了这样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十分可贵的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是关心人的命运——人们怎样试图摆脱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从某一方面说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