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那些事儿 第58章 钢铁的磨砺

上一回咱们说到，斯大林在沙皇俄国那暗无天日的地下革命斗争中，是几进几出，尝遍了西伯利亚的冰雪严寒，也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和一颗比钢铁还硬的心。就在他被困在图鲁汉斯克地区那个鸟不拉屎的库列伊卡村，与北极熊为邻，靠打鱼狩猎勉强度日，几乎快被世人遗忘的时候，俄国的天，变了！

1917年的春天，对俄国来说，可真是个“乍暖还寒”的时候。二月里那一把火，没烧旺几天，就把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给烧了个精光。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万邦之主”，稀里糊涂地就退了位，成了历史的尘埃。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俄国每一个角落，自然也传到了西伯利亚那冰封的土地。

斯大林，这位在冰窟里蛰伏了近四年的“钢铁之人”，听到沙皇倒台的消息，那心情，估计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激动！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或者说，他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终于要来了！再也不用天天对着雪兔子和黑面包发愁了！

也就在1917年3月，斯大林和其他一些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血，急匆匆地从那苦寒之地赶回了革命的中心——彼得格勒（就是后来的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这名字改来改去的也够折腾）。

当时的彼得格勒，那叫一个热闹，也叫一个乱！沙皇是没了，可权力真空谁来填？一边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挂着个“合法”的招牌，里面坐着些自由派的王公贵族、大资本家、知识分子代表，想着把俄国往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条道上引。另一边呢，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着底层工人和士兵的呼声，手里攥着枪杆子，对临时政府也是一百个不放心。两边“双重政权”并立，天天吵吵嚷嚷，谁也不服谁，国家大事基本没人管，整个俄国就像一艘没了舵手的破船，在风雨飘摇中打转转。

斯大林回到彼得格勒，凭借着他老资格革命家的身份和在党内的些许名气（虽然远不如列宁、托洛茨基那么响亮），很快就重新进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还当上了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编辑。这《真理报》可是布尔什维克宣传革命思想、跟其他政治派别打嘴炮、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阵地。

有意思的是，刚从西伯利亚那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出来，斯大林一开始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似乎还有点“跟不上趟”，或者说，显得相对“温和”。他一度主张，布尔什维克党在现阶段，应该跟那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通过苏维埃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它进行改革，而不是立刻就想着把人家给推翻了。这想法，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比较务实或者说对力量对比认识比较清醒的人（比如加米涅夫等人）那里，还挺有市场的。

但好景不长，或者说，真正的“革命导师”一回来，形势立马就变了！

1917年4月，列宁同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坐着那趟着名的“封闭列车”），也从瑞士赶回了彼得格勒。这位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袖一回到革命中心，二话不说，直接就抛出了他那套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四月提纲》！

这《四月提纲》一出来，不仅让临时政府吓了一跳，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很多人都觉得太激进、太冒险了！ 当时党内不少人（包括斯大林最初）还觉得，俄国资本主义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现在就搞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步子迈得太大了，容易扯着蛋。

但列宁是谁啊？那是理论大师，更是战略高手！他力排众议，用他那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强大的个人威望，很快就说服了党内的大多数人。

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虽然一开始也有点犹豫，但他脑子转得也快。他很快就意识到，列宁这套激进的主张，虽然风险大，但也最能抓住当前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最能赢得渴望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支持！而且，列宁在党内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于是，斯大林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列宁一边，成为了《四月提纲》和武装起义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判断形势、紧跟核心领导的“政治嗅觉”和“灵活性”，也是他日后能够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17年7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因为不满临时政府继续参加战争和迟迟不解决经济问题，自发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临时政府抓住机会，调集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了流血冲突，史称“七月事变”。事后，临时政府倒打一耙，污蔑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煽动叛乱，下令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党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

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的沉着和果敢。他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组织和安排，成功地帮助列宁秘密逃往了与俄国接壤、当时相对安全的芬兰躲避。这一举动，不仅保护了革命的最高领袖，也为布尔什维克党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斯大林本人也因此进一步赢得了列宁的信任。

“七月事变”虽然让布尔什维克党暂时遭受了挫折，但也让更多的人看清了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再加上后来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企图建立军事独裁，临时政府不得不向布尔什维克求助，依靠赤卫队的力量才粉碎了叛乱。这一来一回，反而大大提升了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和武装力量。

到了1917年10月，列宁觉得，革命的时机再次成熟了！他秘密潜回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那个简陋的房间里，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们一起，日以继夜地秘密策划着武装起义的计划。

斯大林，作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虽然排名可能还不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靠前），也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可能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在苏维埃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鼓动群众；也不像那些军事指挥员一样，亲自带领赤卫队冲锋陷阵。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负责党的组织、宣传、联络以及一些具体事务的落实。 这种“默默无闻”的实干风格，也成了斯大林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他不像有些领导人那样喜欢抛头露面、追求个人光环，他更善于在复杂的组织体系中，通过掌握关键的环节和人事，来一步步地积累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1917年11月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占了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决定俄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中，斯大林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说，他的角色相对隐蔽，其在公开场合的声望和影响力，远不如像托洛茨基那样在起义中扮演了前台总指挥角色的领导人引人注目。 这也为日后他与托洛茨基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因为斯大林后来为了树立自己的“革命元勋”形象，不得不刻意夸大自己（并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个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名单中，斯大林被任命为一个看似不太起眼、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这个职务是干啥的呢？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处理苏维埃俄国内部各个少数民族的事务。要知道，沙皇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监狱”，除了俄罗斯族，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中亚各民族等等等等，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的口号，以此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现在革命胜利了，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民族问题，如何将这些名义上获得“自决权”的地区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就成了一个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

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鲁吉亚人，属于少数民族出身，由他来掌管这个部门，似乎也顺理成章。这个职位，虽然不像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那样显赫，但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和处理涉及到苏联广阔疆域内各个民族地区的复杂事务，也让他得以在这些地区培植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这对他日后在党内斗争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这样，斯大林，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鞋匠之子，凭借着在革命烈火中的磨砺和对列宁路线的坚定追随，成功地进入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权力核心。虽然此时的他，还远不是那个日后令人闻风丧胆的“独裁者”，但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朝着那个方向，悄然转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取得了成功。在广袤的俄国腹地，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那些被推翻的旧势力、心怀不满的其他政治派别以及虎视眈眈的外国干涉者，很快就联合起来，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一场残酷血腥的俄国内战，在1918年全面爆发。

苏维埃政权，一度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南、西、北，四面楚歌，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被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仿佛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斯大林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成员，也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他和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一起，进入了由列宁亲自组建的、拥有极大权力的五人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班底），共同商讨和决定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内战期间，斯大林多次被派往各个最关键、最危险的前线，执行重要的军政任务。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在报社里写文章、在会议上发言的理论家，而是要亲临火线，组织军队，调配物资，甚至直接指挥战斗。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对他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积累实战经验、培植军中人脉的宝贵机会。

其中，最能体现斯大林铁腕风格和政治手腕的，莫过于他在南方战线察里津（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那段经历。

1918年夏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南方产粮区被白军和哥萨克武装控制，红色的首都和工业中心饥肠辘辘。为了打通南方的粮食运输线，也为了巩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防御，斯大林被中央派往察里津，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该地区的粮食征集和军队组织工作。

察里津，地处伏尔加河下游，是连接俄国南方和中部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邓尼金领导的白军“志愿军”正从南方向这里逼近，形势万分危急。斯大林一到察里津，立刻就展现了他那雷厉风行、不容置疑的强硬作风。

在粮食征集方面，他根本不跟那些磨磨蹭蹭、讨价还价的地方官员和富农客气。谁敢私藏粮食、拒不交售？直接抓起来！甚至枪毙！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严厉的“战时**”手段，用铁腕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方式，从当地农民手中搜刮粮食，运往前线和饥饿的城市。为了恐吓那些不合作的村庄，他不惜下令放火烧毁房屋，迫使农民就范。这种不计后果、只求结果的冷酷，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对他既敬畏又恐惧。

在整肃军队方面，斯大林更是毫不手软。当时察里津地区的红军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涣散，很多指挥员都是沙俄旧军队里过来的军官，忠诚度也值得怀疑。斯大林对这些“军事专家”充满了不信任。他大搞“肃反”，以“反革命”、“叛徒”、“间谍”等罪名，下令处决了许多被他认为不可靠的旧军官和指挥员。 这种简单粗暴、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确实“震慑”了一些人，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和专业指挥能力。

也正是在察里津，斯大林结识并大力提拔了两位日后成为他最亲密心腹和坚定支持者的红军将领——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当时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布琼尼则是着名的第一骑兵军的军长。斯大林与他们意气相投，在军事指挥和政治倾向上都比较一致（都比较排斥旧军事专家，强调红军的“阶级纯洁性”和政治委员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争取了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也为他们的晋升铺平了道路。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投桃报李，坚决拥护斯大林在察里津的领导，成为了他在军中最可靠的“自己人”。这个在察里津形成的“军事小集团”，日后对斯大林权力的巩固和苏联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在察里津的这种独断专行、无视中央命令（尤其是来自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滥用权力的做法，也引起了莫斯科中央（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严重不满。托洛茨基是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统帅，他主张建立一支正规化的、由经验丰富的旧军事专家（在政治委员的监督下）指挥的红军。他与斯大林在军事指挥原则、对待旧军事专家的态度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斯大林多次公开顶撞甚至拒不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宁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尽管如此，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指挥下，红军最终还是成功地保卫了察里津，打退了白军的进攻。这场胜利，虽然在整个内战全局中可能并非最具决定性的，但对斯大林个人而言，意义却非同小可。他不仅借此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巩固了与第一骑兵军等重要军事力量的政治联盟，也让他尝到了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滋味。后来，当他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更是将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以此来永久纪念他本人在这场战役中的“丰功伟绩”。

如果说在察里津，斯大林更多的是展现了他作为“铁血委员”强硬冷酷的一面，那么在后来的苏波战争中，他的表现则更多地暴露出他性格中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甚至为了个人或派系利益不惜干扰全局的致命缺陷。

1919年至1920年，刚刚独立的波兰在毕苏斯基的领导下，趁着俄国内战，试图向东扩张势力，与苏俄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战争初期，波军一度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激怒的苏俄红军随后发动反攻，由年轻气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西方面军，和由叶戈罗夫指挥、斯大林担任政治委员的西南方面军，兵分两路向西推进。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略意图，西方面军应作为主攻方向，直取波兰首都华沙，争取一举击溃波兰主力，甚至将革命的火焰烧到中欧去。而西南方面军的任务，则是配合西方面军的行动，从南翼牵制和打击波军。

然而，斯大林这位西南方面军的“政委大人”，却对这个战略部署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更看重攻占波兰南部的重镇利沃夫（当时是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波兰也想占有）。他可能觉得，拿下利沃夫，不仅能扩大苏维埃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也能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不顾莫斯科中央的再三催促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求援，固执地命令归他指挥的、由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骑兵军主力继续猛攻利沃夫，而没有按照原计划北上支援正在向华沙挺进的西方面军。

结果呢？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情况下，在华沙城下遭到了波兰军队的迎头痛击，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维斯瓦河奇迹”。而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面军，也同样在波军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手，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红军在苏波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使得苏俄向西欧输出革命的梦想彻底破灭，也让苏俄在与波兰签订的《里加和约》中，被迫割让了大片原本属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损失惨重。

战后，党内自然要追究失败的责任。斯大林因为其在战争中固执己见、拒不配合中央战略部署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很多人认为，正是他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导致了第一骑兵军未能及时支援华沙方向，从而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面对党内的指责，斯大林虽然也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但显然难以平息众怒。他甚至一度主动辞去了在军队中的职务，以避避风头，暂时蛰伏起来。

尽管苏波战争的失利给斯大林的军事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纵观整个俄国内战时期，斯大林通过在各个前线的摸爬滚打，无疑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学会了如何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和战斗，如何运用铁腕手段推行政策，如何在复杂的党内和军内关系中纵横捭阖，也建立起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军事和政治人脉（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莫洛托夫等人）。这些，都为他日后在更加险恶的党内权力斗争中，一步步地清除异己、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俄国内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苏维埃政权总算是站稳了脚跟。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是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如何恢复残破的经济，以及如何处理党内日益复杂的组织和人事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4月，在列宁的提议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增设一个新的职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个职位，最初的设计，主要是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的行政事务、文件流转、会议安排、干部档案管理等等，听起来像是个大管家、秘书长之类的角色，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决策权。

当时，党内很多大佬们（比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声名显赫的革命领袖）可能都觉得，这个总书记的位子，是个吃力不讨好、又没啥实权的“苦差事”，不值得去争。而列宁呢？他可能考虑到斯大林在组织工作方面比较有经验，为人也相对“低调”（至少在公开场合不像托洛茨基那么锋芒毕露），又一直是他忠实的支持者，于是就同意由斯大林出任这个第一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总书记”职位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也低估了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的政治野心和权谋手腕。

列宁本人对斯大林的性格和能力，其实早就有一定的保留。他虽然认可斯大林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但也察觉到斯大林身上那种过于“粗暴”、喜欢独断专行、不善于团结同志的缺点。据说，在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时候，列宁就曾提议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权限，使其仅仅局限于处理党务日常工作，甚至计划在不久之后就解除斯大林所兼任的其他政府职务（比如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以防止他权力过于集中。

可惜啊，天不遂人愿。就在斯大林刚刚坐上总书记这个位子没多久，1922年下半年开始，列宁的健康状况就急转直下。他接连遭受了数次中风，身体瘫痪，说话也变得困难，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能力。

这一下，可就给了斯大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利用担任总书记的便利，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党中央的日常运作大权。他可以控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可以批阅和分发重要文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党内各级干部的人事任免！

斯大林开始不动声色地在党务系统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提拔那些对他忠诚、听话的干部，排挤那些与他意见不合或者属于其他派系的人。他通过这种“组织路线”，像一个勤劳的蜘蛛一样，在幕后悄悄地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党的、以他为核心的权力之网。这张网，在列宁在世时尚不明显，但在列宁病重和去世之后，就将发挥出其巨大的威力。

就在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并入苏联的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史称“格鲁吉亚事件”。斯大林和他派往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则等人，采取了极其粗暴高压的手段，强行推动格鲁吉亚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加入外高加索联邦，并最终并入苏联，打压了格鲁吉亚**内部主张更大自治权的声音。这件事让病榻上的列宁勃然大怒！他认为斯大林等人违背了党的民族政策原则，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这场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和警惕。

到了1922年底至1923年初，意识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的列宁，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前途的深深忧虑，口授并寄出了一系列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这就是后来震惊苏联政坛的《列宁遗嘱》。

在这份极其重要的政治遗言中，列宁对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都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评价，分析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而对于斯大林，列宁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也最为严厉！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同斯大林同志相比，只有一个优点，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甚至还补充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就有可能发生分裂！

这份遗嘱，如果当时就被公之于众，并得到严格执行，对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他那个刚刚开始编织的权力之网，很可能就会被彻底撕碎。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和变数。列宁在口授完这份遗嘱后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在1924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遗嘱是如何被处理的，也没能亲自阻止斯大林继续掌握那个在他看来已经变得“无限权力”的总书记职位。

而斯大林呢？他自然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份对他极其不利的“最后指示”的存在。他将如何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他将如何巧妙地化解来自革命导师“临终遗言”的政治危机？他又将如何与其他几位觊觎最高权力的“战友们”展开更加激烈和残酷的党内斗争？

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一场决定苏联未来走向的权力大戏，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而斯大林，这位从格鲁吉亚的贫困小镇一步步走到权力中心的“钢铁之人”，正准备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场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