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九，三法司会审的第七日，京城突然传来辽东急报——“建州女真蠢蠢欲动，李如松请求增兵”。
这封奏书像颗石子投进沸油，让原本聚焦于高有案的朝堂再次哗然。
高有在天牢里接到消息时，正用指甲在墙上刻字。他听到狱卒的禀报，忽然狂笑起来：“李如松啊李如松，你想用边境来施压？晚了！”他凑近铁栅栏，对狱卒低语，“去告诉刘成，把那箱东西送到内阁去，就说……就说与建州通敌的证据，不止一份。”
与此同时，姚文蔚正在都察院批阅奏折。当他看到李如松的奏疏时，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不像李如松的风格，”他对身边的陈邦科说，“他向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会突然请求增兵？”
陈邦科看着奏疏上“建州女真”四字，若有所思：“大人，莫非李成梁是想借边患，逼陛下尽快结案？高有若不死，恐生变数。”
“变数？”
姚文蔚拿起朱笔，在奏疏上圈出“蠢蠢欲动”四字，“你以为高有会坐以待毙？他手里肯定还有后招。”他忽然想起昨日张问达送来的密信，里面提到高有府中搜出的文书里，有几封涉及蓟州总兵府的信件。
“备马，”姚文蔚突然起身，“去内阁见石大人。”
内阁值房里，石星正在看高有送来的“密箱”。箱子里装着一叠文书，竟是蓟州总兵戚继光当年与蒙古部落的议和信件，其中几封还提到“借道辽东，互通有无”。石星的手微微颤抖——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亲信，这些文书若公之于众，不仅会牵连众多官员，更会动摇军心。
这些虽然是假的，不过当事人都不在了，有口也说不清啊！
“石阁老，”
姚文蔚推门而入，看到案上的文书，心中已然明了，“高有这是想拖整个文官集团下水。”
石星抬起头，脸色苍白：“姚大人，你可知这些文书若交给陛下，会是什么后果？如今陛下性格大变，疑心很重……要知道，帝王一怒，伏尸百万啊！”
“所以高有才敢有恃无恐。”
姚文蔚走到案前，拿起一封文书，“他知道，我们不敢让这些东西曝光。但他忘了，李如松此刻在辽东，手里有兵！”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忧虑。朝堂的争斗，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官与宦官之争，而是牵扯到边镇、厂卫、甚至外敌的复杂博弈。
“三法司的结论，”
石星沉吟道，“必须在今日之内出来。高有若不死，辽东的兵，怕是调不动了。这样吧！告诉马荣！京营的任命按照他的来吧！”
“大人？这……”姚文蔚有些急了。
“只有这样了！上面的文件要是爆出来……”
石星走到窗边。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阳光照在琉璃瓦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想起李成梁密信里的那句话：“朝堂如弈局，无筹码则无落子之地。”如今，他们的筹码，就是李如松的十万铁骑，而高有的筹码，却是足以颠覆朝局的秘辛。这场博弈，谁都输不起。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初九，三法司终于做出终审判决：“司礼监秉笔太监高有，主使伪造边将文书，诬陷忠良，依《大明律》处斩，秋后问斩；逃兵王二，从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正月十二，消息传到辽东。李如松正在教儿子李应祺练箭，听到亲兵的禀报，手中的弓骤然松开，羽箭“嗖”地一声射穿了靶心。
“好！”
他低声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总算没白等。”
幕僚愕然，不知如何回答。
“报！”
一名亲兵从怀里中摸出姚文蔚新送来的密信，递给了李如松。
信末多了一行小字：“高有密箱中的文书，已交由内阁封存，永不启封。”
“永不启封？”
李如松苦笑，“这就是他们的‘秉公办理’。”
如今，武将的生死要靠文官的权谋来保全，宦官的罪证要靠内阁的封存来掩盖，这大明的江山，早已像他手中的这封信，被层层叠叠的磨迹蛀空了内里。
正月十五，元宵灯会上，姚文蔚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下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陈邦科递来一杯热酒：“大人，高有已伏法，辽东的兵也已调动，您该放心了。”
姚文蔚接过酒杯，却没有喝。他望着远处紫禁城的轮廓，那里曾是他心中的圣地，如今却只看到重重叠叠的阴影。
“放心？”
他低声道。
“当我们用权谋赶走萧如薰，保住李如松时，就已经输给了高有。因为从那一刻起，武将的忠诚，不再是对君国，而是对权谋。”
酒液在杯中晃动，映出他苍老的面容。”
寒风从城楼掠过，吹灭了街边的一盏灯笼，黑暗中，仿佛有无数蛀虫在啃噬着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发出细微而清晰的声响。而这声响，被元宵的喧嚣掩盖，被帝王的福寿膏麻痹，直到多年以后，当建州的铁骑真正叩关时，才会惊醒这沉睡的王朝，却早已为时已晚。
雪又开始下了，细细密密，落在姚文蔚的肩头，像一层无声的灰烬。他知道，这场用权谋换来的平安，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而大明的悲哀，早已在高有拿出那封伪造文书时，就已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