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欧洲军队还不像清末那般和东方军队形成了代差，总体上而言也不过是一支旧式的中古军队而已，两边真打起来，欧洲军队还说不准能不能打得过清军绿营，清廷疯了才会让他们来调教兵马，侯俊铖估计，最多也就是像之前一样委派一些炮队教官，然后荷兰人搞一些水师来协助清军管理海疆。
只有这“协议关税”一事让侯俊铖极感兴趣，中土政权长期作为全球最大的手工业生产国，在海贸上是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的，中土政权基本不需要出海去扩张海贸，只要在沿海开放港口贸易，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外番商船自动在港口刷新，然后送来大笔的银钱来采买货物，中土政权只要坐地收钱，便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
但这种优势也导致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后果，一方面中土政权因为可以坐地收钱，就没有发展远洋水师掌控海道的动力，以至于大航海之前，远洋海道基本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里，大航海之后，又掌握在了西欧国家手里。
海道掌握在别人手里，货物的定价权自然也被别人控制，中土政权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看似借着海贸流入大笔白银，但实际上赚的却都是辛苦钱，大陆上的工坊和官绅拼命内卷，把价格压得极低，工坊工人、农户佃户饱受压迫，工坊主和官绅地主也是薄利多销，掌握海道的阿拉伯商人、西番殖民者这些二道贩子，转手一卖却能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海道掌握在别人手里，自然就容易被别人“贸易制裁”，后世常说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可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来说，明清已经算是“自由贸易”了。
西班牙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以王室命令禁止西班牙商人与明清直接贸易，进口的中国商品需整批估价，然后按比例分配给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荷兰在占据香料群岛之后便禁止向明清出售丁香，并驱逐中国商船；法国在1686年便严令任何公共场合和家中都禁止所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品；英国更是直接规定只有英国本土和英属殖民地的船只才能靠港。
说白了，海上贸易最赚钱的方式从来就不是自由交易，海贸的暴利，天生就是靠着舰队抢占海道、垄断整个市场，这个道理在东方也是如此，明成祖时期六下西洋，却也是明代执行海禁最为严厉的时刻，郑和的舰队纵横四海，私人海商却是一律不准下西洋海贸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这关税的问题，中土政权对海贸没有系统性的认知，对于国外的海关税收也少有研究，对于海关关税的计算，基本是硬套内河卡口的关税，加之缺乏水师难以禁绝走私，故而关税一直是比较低的。
清代海关关税相比明代有所上调，但进口税率也才16%，出口税率更是只有4%，对外国商船，尤其是朝贡船队不仅废除了前明的一些税种，而且秉持着“损之又损”的原则，在常额之外又有优惠，对于一贯恭敬、关系良好的藩属国，比如朝鲜、琉球等国，还实行了贡船免税的政策。
这种税率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在欧洲税率最低的法国还要低，更比不上大多数欧洲国家动辄五六成、七八成的关税税率，后世号称自由贸易的英国，在此时对许多特定商品还保持着百分之百的高昂关税，甚至可以说，正是英国利用高税率的贸易壁垒和贸易垄断的方式对本土棉纺织业进行保护，让它们没有被印度和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冲垮，因此才有了工业革命的基础。
清廷的水师连郑家都打不过、近海都守不住，让他们去组建一支远洋水师，像明成祖下西洋一般夺回贸易海道，打死侯俊铖都不敢相信，荷兰人也不可能帮着清廷组建一支水师来揍自己，清廷派遣使团去巴达维亚参访，定然是要学习西方的海关关税制度了。
如今的清廷和后世那蹒跚迂腐的老弱国家不能相提并论，清廷很早以前就开始招募传教士和西番教官管理炮队，在福建面对郑家吃了亏之后就一直在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合作和谈判。
康熙皇帝和纳兰明珠不是后代子孙那种闭目不见、遮耳不闻之人，与荷兰人正经接触了这么久，对他们的体制制度多少会有些了解，在这缺钱少银的时候关注到荷兰的海关关税制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侯俊铖不由得在想，清廷会不会早个几百年就找个荷兰人来帮忙管理海关，毕竟清廷从海关上收不到什么税，税率低还是其次，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控制不住走私。
清廷官僚体系整体的问题，导致报关过程冗长、手续众多、贪污严重，一船货物正常报关时间可能长达一月左右，以至于虽然走私的费用比正常的费用更高，但海商却依旧宁愿走私，加之中国海疆绵长，沿海官绅又互相勾结、上下遮掩，清廷又缺乏水师查处，走私便难以禁止。
自明代开始禁海，到清廷从反复展海禁海，从四口通商变成一口通商，都是因为走私猖獗的缘故，但若是任用荷兰人管理海关，便没有这些顾虑，荷兰人有船队可以缉私，又是外番之人，官绅豪商想要勾结他们的成本便大大增加，只要能抑制住走私，海关关税和荷兰人分成之后，恐怕也会比以前翻倍的增长。
利用外番管理海关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招募阿拉伯商人管理市舶司的先例，最着名的就是宋末元初的蒲寿庚，清廷如今反正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状态，再搞出个荷兰籍的蒲家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至于后果影响什么的，那都得活下来才有机会去处理。
只要能赚钱，两口通商之后把海关打包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管辖，想来康熙皇帝眼都不会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