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覆灭，教育后人只玩转经济不在乎军事死定了。
明朝的覆灭，教育后人经济上大搞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不搞中央集权死定了。
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学好政治经济学，不搞多党制轮流坐庄，坚持市场开放，坚持集体所有制为主体。梁山司所承袭的体制优越性毋庸置疑，穿越众从这个体制里走出来，本身就是带着强大的金手指。而身临其境，事到临头，一百个人的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铲除东林党，是穿越众对中国古代文人阶层总体评价中的一个极端。
事实上，梁山司的高管们对内地文人的认识从未达成过完全统一，‘统一思想’是最难的，好在四巨头拥有莫大的权威，能约束大家步调一致。
比方说对待儒家士子教育的问题，早在梁山成立早期即在教育战线上掀起过一阵冒冒失失的‘批孔批儒’。
儒家能够延续千年自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思想防火墙。儒家不在乎谁坐天下，在乎的是得用儒家的那套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对舶来文化的过滤性特别强。比如佛教东传，儒家直接大删大改，变成了大乘佛法。乔达摩.悉达多的后人们总在批评禅宗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后期大改，是中特。祆教拜火教来了，变成明教白莲教，波斯人总说中国的教旨不正宗，是中修。种花家家的基督教跟梵蒂冈总廷半毛钱关系没有，回教总体跟中东比算得上不伦不类。还有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方济各们老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头。例子还是很多的。
而当理学派得势后，可把儒家的好名声给祸害够够的。理学特擅长嘴炮，谁都吵不过他，他怎么做都是有道理的。搞党争，国家都要亡了还在内斗，谁干正事就灭谁，谁反对我就灭谁。把能人志士都灭了，偏偏文人们自己啥都不会干。
对传统文化有一定造诣，对东林公知阶级最为怀柔的柴子进主张：你理学可以成就为学术门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但是你不要去碰政治，不要蜕变成公知殖子。因为身为理科生的潇洒最为痛恨的就是公知文人。
不要再去捧满洲八旗的臭脚了，挨了群众一巴掌的阎公知，还有那位摇扇子装逼的猪头公知，请你们不要引经据典历数满清武德充沛了，你们有我柴子进清楚事情真相吗，有我这个身临其境的穿越者更清楚八旗真实战力吗？说过一万遍了，明朝忘于财政崩溃下的内乱！
清朝财政之所以强于明，根源在于雍正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实行“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道光年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四亿，岁入四千万两白银。后来经过洋务运动，到光绪初年岁入八千万两白银。尽管当时白莲教在河北内蒙一带起事，并且华北发生大灾荒，但清政府有财力赈灾。为什么满清当家反而没那么多烦恼事？说来说去，明清最主要区别就是对待文人或者说士绅阶级的区别。 把文人当回事，那么事比天大；把他们当个屁，那他们就真的屁都不是。
“公知阶级...这个公知是什么东东？”许显纯开读即遭暴击。
房安东看一眼稿子，“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文官或者文人反动集团。”
“理学公知阶级是国之巨贼、民之大害。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征服。一千年、六个朝代、三次历史大回合、外加不知多少生命财产损失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一条铁规律：文人猖狂国家必亡。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入侵、异族杀戮、异族征服、异族奴役。这绝非信口开河耸人听闻，而是历史事实，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历史事实。中国自宋代起文人猖獗，程朱理学横行无忌，文人获得绝对软权力得以独霸道统、垄断绝对话语权、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
文人也获得了绝对硬权力，即学而优则仕和偃武修文。历史结果：北宋文人猖獗，被女真征服(金)；南宋文人猖獗，被蒙古征服(元)；历史事实不但证明“文人猖狂国家必亡、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征服”，而且证明了“文人猖獗必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倒退”
宋以后，中国再无跨越时代的天顶星级别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天顶星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工程。
自宋开始，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等大规模泛滥，数百年不衰。郑和海图资料被刘大夏为代表的文人公知集团私自销毁，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科技进步一再遭到破坏，生生被掐灭了引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在历史事实面前，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任何辩解都是废话，任何掩饰都是徒劳。
为什么？为什么文人猖狂国家必亡？为什么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奴役？为什么文人猖獗必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倒退？道理很简单：文人四大核心实质性特征使然。
1.只有精神产品
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有精神产品，没有物质产品；只跟主观世界对话，不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只有言，没有行。只有虚，没有实。
2.只对内不对外
客观世界的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一切跟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行业如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护人员等的努力和成果都是内外双修，可以对内也可以对外；唯独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的文人的努力和成果只对内不对外。文人永远耗子扛枪窝里横，永远只在国人面前神气活现，一对外，马上变成泄了气的皮球。
3.没有客观是非标准
因为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文人世界没有客观一致又迅速简便的是非检验标准。单靠主观评判定不出是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凡事能找到理由就必能找到反驳。文人的一切都可以唇枪舌剑没完没了扯皮争议，是非对错可以几千年争论不休。
4.没有制约天敌
文人集团没有明确的制约对立面。其他阶级、阶层、行业都能体现出对立统一：无产对资产，工人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百姓对官府……唯独文人没有明确的制约对立面，找不出一个跟文人群体属于对立统一关系的阶级阶层或行业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表面上似乎只有文人能制约文人，但文人相轻，内心里谁都不服谁，谁也制约不了谁。因此文人实际是无制约的---物质上肉体上有制约，精神上思想上无制约。从这个角度说，文人无天敌。”
方从哲和房安东，这两个文人一起跳脚。说好了只骂东林党，如何这会儿将文人书生统统一棍子打死。
许显纯也纳闷，这是统战呢，还是反统战呢？简直在拉仇恨嘛！“房部长，房兄，是不是你拿错稿子了。”
方从哲问许显纯讨香烟抽，用来解忧，不是，用来解恨。此人抽烟无师自通，嘴进鼻出，好似一个老烟枪。“也罢，老朽话已带到，但求个回话。这个谈判么，我看不如到此结束。”说着沾墨提笔等待回复。
房安东道：“卖国弑主资以西番，罪无可恕。昔日李标者害我杨谷菡副部长性命，今日复社者毁我乡党产业，于公于私皆深仇大恨。我梁山司与你东林党原势不两立。尔等若能改弦更张，站到朝廷和人民的一面，或能和平共处。”
这边话音落，那边笔端停。房、许二人皆叹老首辅出手不凡乃惊艳四座，捧他是速记高手、书坛大家。
“方某好字，更有高论。你等且知东林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进到此展览室，迎面的巨幅画作明明白白告诉你，从顾宪成顾东林而来，由其东林书院而来。妇孺皆知也！
“此为表征。”
房安东坐不住了，起身向方从哲行礼，“愿闻其详，请方老先生赐教。”
“哼哼，老子在万历朝跟他们斗了7年，没有人比我更懂东林党。”
一切都源于教育、源于科考。
明朝商人后代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政府还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
明中叶前后，除负贩行商的落迁定居外，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因其它原因而产生的流动人口如流民、逃户等。显然，传统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进行一系列调整，政府首先给了流民、逃户在异地寄籍暂居及附籍的权利。负贩行商从流动性来说与流民、逃户无区别，然在财力上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其很快在留居地扎下根来。他们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着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抗拒。因此，嘉靖年间，政府也给予了他们与其他流寓人员同样的可以在异地寄籍暂居或附籍的权利。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下令‘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这虽是针对长年在京师从商且已置下产业者说的，但由于这类现象在全国已具普遍性，所以各地纷纷效法。有些地方还根据自己需要，对在住地有生意的异籍寄居的客商也予承认，设置浮户专册，将其纳入册中。
商人、流民、逃户，被允许在异地寄籍。这一改革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工商业阶层即便因为从事经商和生产活动跑到外地去，依然可以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以前商人阶层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一点小小的阻碍和麻烦，那现在连这样的麻烦都彻底消除了。于是滋生东林党的温床出现了。
